吴樾本来叫吴越。他暗杀清廷五大臣,是重罪。当时为表示污蔑,会在名字上加偏旁,于是,吴樾就变成了吴越。在清廷所有的文字档案里,“孙文”一律写作“孙汶”。也是为了表示污蔑。吴樾和孙中山的待遇是一样的。

关于改名,还有另三种说法:一种说是“樾”有烈士的意思,为革命党们所加;一种说是吴樾自己加的偏旁,表示与清朝脱离关系;一种说是吴樾就读的保定高等学堂是袁世凯所主持,袁为了撇清干系,故改“越”为“樾”。

1905年冬天,长江边的小城芜湖,天寒地冻,冷风凛例。一个叫陈庆同的青年,失魂落魄地在街头徘徊,他的心中,悲苦难诉。这个小城的中长街20号,是一间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,空间逼仄,却是著名的“芜湖科学图书社”书店。数月前,陈庆同和他的朋友赵声(字伯失)、吴樾(字孟侠)、杨笃生在书店二楼集会,指点江山,挥斥方遒。斯时斯景犹历历在目,只是人已阴阳两隔。

1905年就要过去了,陈庆同收到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,他终于确切地知道,他的好友吴樾死了,生命终止于1905年9月24日。1914年,这个叫陈庆同的青年在《甲寅》杂志发表文章,他用的笔名叫“独秀”,取自家乡安庆的独秀山。一年之后,他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,陈独秀这个名字,遂广为人知。

相比于武装起义,革命党们更喜欢暗杀。原因竟然是——暗杀更容易。起义需要动员更多的人,动员就需要时间和银子,而且人多了,风险就大了,谁也不能保证大家都一条心。做了叛徒的革命党人多了去了。起义还需要武器,具体来说,主要就是枪,买枪要花很多很多银子,所以又得筹银子。好不容易筹到银子,从国外买了枪,干辛万苦偷运回来,一不小心被清廷发现,人被抓了,枪被收了,情何以堪!

暗杀就容易多了。只要不怕死,单枪匹马,就能革命。省了银子,少了风险(倒不是怕死,革命党是不伯死的,而是革命事业能不能成功),增加了胜算。暗杀的对象明确,不会伤及无辜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不会惹得外国人干涉。

在革命党们看来,从肉体上消灭误国误民的当朝权臣,是让中国从腐朽的统治中脱身出来的好法子。当时的革命者普遍认为,泱泱大国,之所以积贫积弱,受尽外族欺侮,就是因为那一一小撮满人。推翻他们的统治,汉人的能量才能发挥,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。可是,杀光了朝廷权臣,国家就能富强吗?革命党们自己恐怕都不确定,但他们确定的是,比起那些“假惺惺”的改良,他们的作为是对的。所以,他们做得毅然决然,不惜命,不怕死。

革命党人热衷暗杀,从革命党的机关报中可以窥见,《民报》《苏报》《中国白话报》《浙江潮》中,多有鼓吹暗杀的内容。很多革命党人都曾组织过暗杀团,或者曾是暗杀团的成员,黄兴、陈天华、龚宝铨、蔡元培、刘思复、陶成章、汪精卫、陈独秀、杨毓麟等,都是暗杀的参与者,吴樾也是。

他们那一代人,思想经历过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少年时研读四书五经,渴望从政为官。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,大清帝国的华丽外壳被敲碎,内里的孱弱显露出来,外族入侵者纷至杳来,饱受欺侮的他们开始质疑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。有人踏出国门,囫囵吞枣地学习一切看上去先进的东西,来不及咀嚼、消化,就匆匆回来,指点江山,或者传道授业。那个年代,历史的车轮好像转动得特别快,百日维新、义和团运动、日俄战争、废除科举……无比重大的变革和事件轮番上演,后脚踩着前脚。昨天的新,今天已经是旧了;昨天的激进,今天已经是保守了。

吴樾曾经是康有为、梁启超的铁杆粉丝,天天说立宪,日日盼立宪,谁说康、梁的不是,他就排斥谁。可是,当他读到《猛回头》《黄帝魂》《自由血》《警钟报》《中国白话报》等革命书籍、报刊之后,他的思想又随之一变,“乃知前此梁氏之说,几误我矣”(语出吴樾遗著《暗杀时代》),从粉丝变成了决绝的反对者。

1904年,吴樾和杨笃生在保定组织了北方暗杀团(对外称“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”)。本来,吴樾选定的暗杀对象是清廷户部侍郎铁良,只是,铁侍郎已经遭到了两次暗杀,虽然性命无忧,但惊弓之鸟,自然格外戒备。吴樾在京伺机数月,始终不能得手。

一年后,清廷宣布派载泽、端方、绍英、戴鸿慈、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在吴樾看来,清廷的所谓立宪,不过是放个烟幕弹,做做样子,迷惑那些对清廷尚存幻想的人。一旦假立宪得逞,必然延长清廷的寿命,延缓革命事业。于是,吴樾决定暗杀五大臣。

暗杀,就需要武器。武器,革命党们是有的,而且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那种——炸弹。早年,革命党们出洋留学,学到了点化工知识,正好派上了用场。除了炸弹,他们也用其他武器,比如王汉暗杀铁良,万福华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,用的都是枪。据说蔡元培还研制过毒药。但选来选去,大家还是觉得炸弹好——“砰”一声,非死即伤,威力大,动静大,影响也就大。王汉刺杀铁良用枪,无奈枪法不精,没打中,要是换做炸弹,估计铁良的小命就没了。

吴樾的搭档杨笃生就是研制炸弹的好手。杨笃生曾在试制作弹时炸伤了左眼,但他毫不在意,藏进深山老林里反复练习,终于弄出了像样的炸弹。吴樾暗杀五大臣所用的炸弹,就是杨笃生的杰作,这种炸弹是靠撞击引爆的,投掷者奋力一掷,炸弹触地引爆。

1905年9月24日,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特别热闹,五大臣在护卫、亲属相其他送行人员的簇拥下,陆续上了铁路局早已准备好的五厢专车。此时的吴樾,已经得知五大臣出行的详细计划。他的搭档杨笃生是潜伏很久的卧底,杨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,就是他向吴樾透露了五大臣的出行细节。暗杀行动准备了好几个月,期间,吴樾返回家乡桐城安置妻儿。他清楚地知道,这一次,自己必死无疑。

五大臣出行的五厢专车,前两厢供随员乘坐;第三厢才是五大臣乘坐的,车厢另有醒目的装饰,叫作“花车”;第四厢为仆役所乘,第五厢装行李。当天,吴樾临时买了一套仆役的衣服,混入第四厢。他提着行李(里面装着炸弹),正准备进入五大臣乘坐的“花车”,因为面生,在花车门口被卫兵拦住,卫兵盘问他是哪位大人的仆没,吴樾回道:“泽爷!”吴樾不知道,五大臣的仆役,应该操一口倍儿正宗的北京话,他的鳖脚官话引起了卫兵的怀疑。双方拉拉扯扯之际,行李车厢与倒车头接轴由惯性引起的晃动引爆了炸弹,顿时,火光闪烁,一声巨响,专车晃动,厢顶开花,硝烟弥散,血肉横飞。吴樾肢断腹裂,满面血污,五大臣仅受轻伤。

如今,安徽芜湖中长街20号的科学图书社早已不复存在,那个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也被拆除。在这里生活的人们,谁还知道,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,有四个青年在小楼里集会。一个叫吴樾的青年问大家:“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,孰为易?”一个叫赵声的青年回答:“自然是前者易,而后者难。”吴樾说:“然则,我为易,留其难以待君。”

这四位青年,吴樾暗杀五大臣,身死,赵声—生从事革命事业,病逝时年仅30岁,杨笃生为革命奔走,听闻广州起义失败,悲愤难持,跳海自尽,陈独秀后来领导了新文化运动,一生起伏跌宕,让入唏嘘。